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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结构与体系研究”公告

2019-06-01 13:07 | 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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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高等教育大众化结构与体系研究”(课题批准号为:AIA010023)通过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课题鉴定,专家有师范大学张斌贤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吕达研究员、教育科学院文喆教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曾天山研究员、《教育研究》社副主编秋荣编审。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大幅度扩招,尤其是21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阶段的门槛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需要适度超前发展,使得培养社会精英的研究型大学和面向社会各行各业的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将进一步分化,与之相应的高等教育结构体制也必将有较大的创新。扩招的实践,以及已完成的课题“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研究”(1999-2000),为课题研究的深入进行奠定了很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该课题以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机制创新为原则,集中了一批科研力量,通过深入研究、广泛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扣紧选题,进行了紧张、高效的研究工作,最后顺利完成课题的研究任务。

本课题从宏观上概括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基础、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结构体系与理论、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思想观念,然后分别从普通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民办高等教育、远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几种办学形式具体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结构体系的演变情况,并就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存在的若干重大问题,如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质量问题、财政策略问题,以及大众化规模发展的宏观调控模型进行分析与探讨,最后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结构与体系创新的,以及促进和完善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有关对策。

本研究在内容上涉及社会经济、人口、文化传统等因素;在时间上,贯穿过去和未来;在空间上包括美英日中等国家,故采用社会学方法、历史学方法、数理统计法和比较方法等。在研究过程中,将理论分析与研究有机结合,力求使所得的结论既有理论分析的深度又有实践数据的支持。

通过研究,本课题取得的主要可概括为四个重要理论、三大政策性原则、八点结构体系的。具体内容如下:

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发源于“先发内生型”的美国,在东亚掀起了热潮。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是‘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的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开始出现许多马丁·特罗所列举的质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大众化教育特性,甚至是普及化的特征,如课程的模块化模式、学校类型多样化、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等,通过局部质变推动总体量变,而不是像马丁·特罗所说的那样“由量的增长带动质的变化。”此结论是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践总结出来的,丰富了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度以及规模扩张的合理波动区间长期以来是学术界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也是一直困扰学术界的难题。本课题对我国1949年至2003年高等学校学生数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发展趋势、固定周期进行探讨,构建了5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时间序列模型:

并从中得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波动的合理区间为“±10%”,但结合实际情况,规模扩张最好不出现负增长。而且,研究还表明,今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周期性波动仍不可避免,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起伏大,其发展速度反而慢,起伏小反而发展快,而且起伏过大,还会给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要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以可持续的充分发展为准绳,尽量减少过大的波动振幅。今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理想速度是高等学校学生数的年增长率控制在2%-7%之间为宜。此规模扩张的数学模型将复杂的概念转变成可以套用的公式,便于实践操作。同时,它还可从宏观上预测今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趋势,并对扩张过程中出现的过急或过慢的现象起到预警作用,为的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也是一个理论突破。

进入大众化阶段,必须改变传统的精英教育质量观为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前提是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都有各自的培养目标和规格,自然具有不同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唯有多样化的教育质量标准才能准确地加以衡量。因此,有必要改变以学术型高等教育质量为唯一标准,从思想上轻视职业技术型高等教育,从实践上互相攀比的现象。此观点纠正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可以不顾质量或降低质量”、“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将不再成为高等教育了”等错误的认识,以及消除了“数量增加必将导致质量下降”等担心,使得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不至于陷入误区。这一大众化的多样化质量观于1999年提出之后,已成为全国的共识。

理论之四:从世界性的比较来看,国外有学者认为,欧洲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多数依靠财力以发展公立高等教育为主;而亚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则多数通过发掘民间财力以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为主。欧洲和亚洲大众化的支持道不同,这一理论观点虽不是本研究的创新,但是本研究对此有所加深和提高。本研究经过比较论证,确认此结论对于发展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具有启迪性的借鉴意义,中国应该坚定不移地依靠社会力量来推进大众化,纠正民办不如公办的思想。

本课题的研究表明,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速度上,不宜太慢或太快,应该适度超前发展。所谓“度”,是由很复杂的因素构成,包括经济、文化和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等因素,但主要是经济发展的速度,适度超前就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速度而稍为超前。因为教育的周期较长,培养人才为经济发展服务,必须有一个适当的超前量。此结论不仅纠正了某些过激或保守的观点,如“稳步发展”、“控制发展”、“适度发展”、“积极发展”、“加快发展”等,还提供了一个判断的尺度,以便适时调整发展速度。这一原则已开始作为决策的依据,表现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逐步减缓,而不是出现急刹车。

原则之二: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应该走“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的道。80年代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走“学校内部‘挖潜’的‘内涵式’发展道”。如果说,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正确的,在大众化发展中已经行不通了。本课题研究表明,“内涵式”发展道已使得公立高校系统资源全面紧张,不能适应大众化发展的要求,应变“内涵式发展”为“外延式发展”或“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并重,以外延式发展为主”的道。“外延式”发展道是指在原有高等教育系统外部,建立新的高等教育体系和结构,这种新的高等教育系统在价值取向、功能、定位等方面均区别于精英教育系统。此观点不仅在理论上突破了原有的“外延扩张”论和“内涵发展”论,而且,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表明,大众化阶段,是就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而言,并不而应包括精英教育作为它不可代替的组成部分。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扩招之初,大众化的承担任务是精英教育机构,这是为了应急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若长此以往,精英大学将受到猛烈的冲击,势必导致质量的下降。因此,对各层次各类型的高等学校来说,必须有适当的分工。研究型大学着重于发展精英教育,培养学术型人才;而一般院校,尤其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着重于承担大众教育的任务,培养应用性人才。此观点从理论上纠正了人们对发展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认为大众与精英是相互矛盾的,大众化阶段意味着精英教育的以及高等教育质量的下滑等等。同时,它对实践中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定位不明,分工不清,盲目升格的现象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对于分类定位我们已有初步的研究,下一步将研究“高等教育新学制”,从学制上分出学术型、专业型和职业性三种高等教育体系,相当于5A1、5A2,5B.

八点: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历史演变与现状,以及在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结合我国的国情,提出了以下八点:(1)构建高等教育体系,建立学历教育与岗位培训相沟通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着重解决最大限度地扩大受教育机会,继续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2)积极发展远距离教育,重点解决高等教育向农村基层延伸,为农村培养人才;(3)发展多样化的社区学院,可以是多功能的,也可以是高职或培训,是走进终身教育体系、学习型社会的一条途径;(4)加快高等教育体制步伐,进一步推进办学体制的与创新,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5)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体系重心,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6)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调整高等教育科类结构;(7)调整高等教育布局结构,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8)调整和规范现有各类高等学校,有计划地促进我国高等院校的层次和职能分化,逐步建立多层次和多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组成的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系。

2、就内容而言,还有些问题需要做深入研究,如影响高等教育结构体系的因素除了宏观的经济因素外,还有需要研究微观的社会心理因素;影响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主要是经济因素,但今后人口压力缓解后,人口因素对高等教育发展将产生什么影响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等等。

由教育科学研究院马叔平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互动关系研究”(课题批准号:AJA010029)于近日通过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会议鉴定。鉴定专家组组长由中国职业教育学会会长王明达教授担任,有社科联陶西平研究员、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教育司司长黄尧研究员、中国劳动保障科学院院长王竞研究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政策分析中心曾天山研究员。现将公告如下。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借鉴职业教育学、劳动力市场理论、职业资格考试等理论,立足丰富的职业教育实践经验,扩大研究的历史视野和国际视野,从开发中国人力资源、提高广大劳动者素质的高度,探讨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彼此互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课题围绕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互动关系这个核心,从基本理论、实践发展和制度政策三个层面,重点研究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途径、方式、体制、机制、观念和传统;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互动关系的本质;我国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互动关系的历史、现状与问题;同时在国别研究基础上,综合不同国家的不同经验,归纳出推进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良性互动的若干实践模式与做法。

课题研究的主要方法:中外文献研究;实地考察、问卷调研、比较研究、专家、各级交流研讨会。即通过调查研究、地区和行业分析、学校个案分析、国际比较研究、理论探索,理清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发展脉络和实施现状,探究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现实联系,找出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从几个核心要素入手,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促进二者良性互动的对策。

1.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互为基础、相互依存。二者具有六个层面的互动关系,具有观念、政策、信息、机制等多种内容和形式的互动方式。总结已有的实践经验,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互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这种互动总体上还处在引导、探索和起步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障碍。

2.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制度的良性互动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对策的设计上提出,要注重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性,即各部门、各行业企业、各级各类职业院校协同联动,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互动机制和途径。

3.未来完全实现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职业资格证书的良性互动和融通任重道远。职业教育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我国都属于后发性现代制度。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有许多困难和障碍,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实施中也存在许多问题。由于受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规范的就业市场和诸多体制性因素等外部影响,两个制度在碰撞中产生的问题会很多,随着互动的扩展和深入情况也许会更复杂。

总之,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和研究价值,虽然许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都存在着较大的难度,但这些问题和困难本身也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的互动研究涉及了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评价体系各自内部和双方之间的诸多因素。对于这样一项复杂性问题,我们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树立了一种综合化的研究推进战略,即“理论探索+实践概括+国际比较”三共进模式。其次,作为一项国家级重点课题,我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基础性+战略性+策略性”的研究目标定位,即要在基础理论上说清联系、在宏观战略上把握方向和在对应策略上瞄准问题,争取做到研究的有机结合和浑然一体。综合化和系统化的研究方法既是课题研究的目标定位,也是问题研究的现实需求。在此方法下,课题研究既从全局和战略上有整体的把握,又在策略和细节上避免笼统、模糊。因此,多样化、综合化和系统化既是本课题研究方法上的主要特色,相对于同类研究也是很大的一项创新。

在理论研究的组织上,具体分成就业准入制度专题组、互动关系专题组;在实践研究的组织上,具体分成学校案例研究、文献综合研究、历史研究、会议和参观考察等诸多形式:

在研究内容的挖掘上,对每一个主要相关因素都作系统化的点线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一层集成,形成集合多相关因素分析的层面研究,经过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形成课题的立体研究;在研究组织的安排上,每经过一段时间,首先内部研究组员进行讨论、学习,然后就有关对外征求意见。这样从制度上了研究的集成,同时也了课题研究的系统化。

概念是理论体系的细胞。概念的清晰、准确界定有助于加强问题讨论的针对性和分析的深入程度。对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界定是研究复杂性问题的重要方法。课题组研究的起点要求就是通过界定和概念与关系来提高整个研究基石的清晰度和稳定性。

本研究对课题涉及的诸多概念一一进行了厘清与明确。诸如,“职业教育”、“就业准入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劳动预备制度”。研究明确提出,“就业准入制度”的内涵就是就业准入控制。“就业准入制度”的概念一直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解读。如果只从概念上用静止的观点来看,这两种概念都是有道理的。然而如果把这两者放在一起,那么就业准入制度到底是什么就显得模糊。本研究认为,在目前我国,“就业准入制度”应主要从狭义上理解,即“就业准入制度”的内涵就是就业准入控制,就业准入控制是和职业资格中的执业资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是1985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的决定》中“逐步实行这种制度”所指的“制度”。所谓“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国家关于劳动就业资格的管理制度的统称,它包含着狭义的就业准入制度,相当于广义的就业准入制度。这样就从理论上就说清了“就业准入制度”的内涵以及“就业准入制度”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关系,从而达成了概念在法律上、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三重结合。

理论具有逻辑性。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互动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从分析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的基本关系出发,研究认为,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在历史上是一种互为基础、依存发展的基本关系,到了现代社会,这种关系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恰是这种互依互存的关系奠定了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互动的基础,因而也成为了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互动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在二者之间关系体系中,互动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方向就可以从容和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了。研究就可以对各种复杂的互动现象、事实、问题进行细致而有条理地分析。理论结合实践总结,又指向实践改进。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背景出发,直接、灵活地借鉴国外最新的进展和相关研究的最新。在论述上力求逻辑科学、层次清晰。从而定义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互动关系的涵义,勾勒其框架和层次,最终实现核心理论的清晰化,为对策设计和系统创新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方向上的指导。

研究支点的明确化、理论基础的清晰化和理论核心的清晰化在构建理论体系的同时,也用这样一种立体化、明确化的方式烘托出了理论体系的厚重感,更为问题解决的可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本身,更在于对解决实际问题的和指导。面对复杂性问题,解决方案的系统化和针对性十分关键。课题组的研究从在“科教兴国”的宏观战略指导下,从“以人为本”的核心出发,以“降低劳动力交易成本”的视角,针对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互动的复杂性,结合理论研究的,制定了互动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和基本方略,并提出了互动的基本运行模式,以及职业教育、就业准入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完善的,尤为可贵的是,课题不避繁难,对互动体制和机制的完善与创新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课题研究扣住“互动”主题,对策创新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提出了互动的动力机制、管理协调机制、资源共享机制、运行机制以及“双证”沟通机制为一体的良性的整体互动机制;

本研究历经四年,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紧扣互动主题,以理论高度提升与实践幅度拉长相结合、历史纵深回顾与未来趋势预测相结合、问题诊断性与对策解答性相结合;理论高度、实践宽度、历史纵深、趋势延伸整体推进;描述性、解释性、预测性相结合,战略性、策略性融为一体,实现了研究的系统化和综合性,并大胆突破,勇于创新,有着承前启后的深远意义。报告力求做到观点鲜明、论证有力、论据准确、格式规范。综合来看,课题组认为,本研究具有较高的水准,在国内本领域处于一定的领先地位。

(1)综合与创新并进:首先,研究高度综合。体现在研究思的系统(站位的高度、视野的宽广、眼光的前瞻和纵深)、研究方法的综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相结合、国内外比较研究)、表达方式的多样(文字、数字与图表)、研究的丰富(理论、经验、模式、机制)和科学(理论逻辑性、实践概括性与针对性);其次,研究高度集成。课题研究的内部分工细致合理,因此总课题组集成了各个子课题组的研究;研究的总报告三部分既可成篇,又在整体上自然地融为一体。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把有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系统论的思维,概括了互动模式这一基本途径,并在这一系统创新体系下,提出了一些具体性的创新策略和保障措施,从而实现了综合与创新并进的研究特点。

(2)宽广与纵深并行:首先,研究具有一定的幅面宽度。从总体形势的概括(初步阶段、两系统)到具体特征的归纳(十大特征)与总结(四条基本经验和),从互动实践的不足(三项不足)到互动障碍的探究(四种关键条件的缺失),对现实形势的概括体现了对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互动现状的全景式透视;其次,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纵深。这种研究纵深体现在从时代和社会背景(社会市场初级阶段、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国际竞争加剧)到互动关系构建历程(12年三阶段)再到深入挖掘问题成因(在人力资源开发体系的统一视角下)。

(3)厚重与清晰并存:内容具有一定的厚重感,表达又有较高的清晰度;概念和关系清晰明确,现状和问题概括简明,对策和兼具创新性与针对性。整体来看,意义深远,层次分明。由于宽广与纵深兼具,所以奠定了综合的基础和开拓创新的可能;由于宽广与纵深兼具,综合与创新并存,因此才使得厚重与清晰能够达到完美统一。

(1)具有一定的意义。教育发展的动力往往来自于教育。教育有助于推动教育发展战略的和教育行政的改良。在国家发展道转型、城乡统筹解决“二元分割”体制的大背景下,职能和劳动力市场都面临着转变或转型的压力,因此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亟待完善和职业学校教育的逐步转型将是必然的要求和未来的趋势。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过渡期内,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滞后会加剧经济调整和增长的成本,还很有可能会带来社会对职业教育需求和收益的非预期。因此,本研究认为通过构建和完善职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的互动关系可以有助于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同时也有助于改变社会对知识的超常认知以及对人才的片面认识与评价,这种助益会体现在我国“学历社会”和“精英教育情结”式微的进程中,在更高的层面上体现了“以全体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因而具有一定的意义,这种意义延伸了本课题的研究价值。

(2)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本课题研究从始至终都有着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追求和努力。因为面对复杂性问题,必须立意高远、进行系统化研究、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才能走出特色化发展道。作为一项严谨的国家级课题研究,要敢于面对复杂的理论问题、概念问题和关系问题。只有在这些方面作系统、规范和严谨的研究和大胆、有根据的创新,才能“说清楚”一些理论界、学术界长时期纠缠不清的问题,才能提出方向性、根本性的解决思,才可能对教育行政和教学管理形成有价值的参考。

1.研究工作的组织有改善的余地。经过总结和反思,课题组认为,在长达四年的研究过程当中,内外沟通方面,比如总课题组与子课题组之间、课题组内外之间进行的还不够充分,在研究结题的进度方面也略显滞后。另外,作为国家级重大研究课题,参研人员和涉及地域还有一定局限性。

2.研究的宣传力度和向实际应用的力度有限。课题申报较早,但课题研究在学术界和实践领域发挥影响的时间相对较晚。虽然课题组以个人或合作的形式发表了近30篇论文以及在论坛上作过专题发言,然而我们认识到,其实不管是课题前期论证和中期检查,还是进程中的任何一次研讨、考察、文章发表和信息发布都是可以用来作为宣传课题研究的机会,由此也能带来课题研究更多应用的可能。在这一点上,课题组有值得吸取的教训。

3.研究本身有提升的空间。虽然课题组对互动问题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但从长远来看,这只是初探,研究的深度、广度、角度及问题的聚焦程度都有待加强。比如,在比较借鉴国外相关的研究方面尚显薄弱。课题牵涉多科领域,如能更好地发挥不同学科与实践领域人员的优势,从多视角看待、分析互动问题的结症所在,则更利于找到互动的瓶颈和解决瓶颈的办法,使研究易于应用。研究无止境,课题组欲将研究进行下去。

由南京大学李曙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十五”规划一般课题“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与方创新研究”(课题批准号:BCA30018)于近日通过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鉴定。鉴定专家有中央电化教育馆王珠珠研究员、大学吴庚生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李艺教授、师范大学黄荣怀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张祖忻教授。现将公告。

本课题力图在中美两国的比较、历史与理论的结合中,探索教育技术学的前沿与发展趋势,探索我国教育技术学理论与方研究的创新之。

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技术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与此相应的教育技术学之历史则更加短暂,因此本学科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尤其是学科基础理论建设,显然还很不成熟。然而,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不仅与教育学的理论同样深邃,而且更富有时代的色彩和魅力。由于本门学科是多学科交叉、发展极其迅速的新兴学科,对其历史和理论的总结、研究和反思就显得更加重要。近十五年来,在多和国际互联网这两大新技术杠杆推动下,国内外教育技术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创造了许多领域和学科发展的“”,当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得不面对和正视的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冷静下来,地思考专业与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一条可持续性发展的健康道!

对教育技术学历史的反思和理论的探究不仅需要学科智慧,而且能锻炼和提升学科智慧。依靠这种智慧,不仅可以使学科发展少走弯,而且能吸引、凝聚本学科和其它学科的精英人才,使学科群星璀璨,兴旺发达,充满生机与活力。

本课题研究报告是我们这个以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和方为主攻方向的学术团队近八年研究的一项阶段性总结与汇报。

我们要研究教育技术学专业的“五个十”(十位大师级人物、十本经典著作、十个权威专业或权威科研机构、十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十个专业网站)。如今,“五个十”的研究已成为我国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效地推动了专业基础建设的深化发展,为本专业更快地世界、开展与世界同类学科和同行专家的平等对话,奠定了的基础。

界教育技术短暂的历史进程中,美国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决不是偶然的。究其根源,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在-信息技术的发展方面走界前列;另一方面,美国在二十世纪的教育中,对世界教育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正是在这两者的结合部上,创造了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广阔舞台,尤其是造就了一批既精通当代-信息技术,又精通当代教育变革发展规律的教育技术学专家群体。

本课题选择了对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12位学者。包括:塞特勒(PaulSaettler)和伊利(DonaldEly)这两位著名的教育技术学历史研究专家;教育哲学家杜威(JohnDewey)和教育心理学家桑代克(EdwardL.Thorndike)这两位视听教学的思想;尤其是系统梳理了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两大流派:查特斯-戴尔-霍本-芬恩谱系;桑代克—普莱西—斯金纳—加涅—梅瑞尔谱系。这是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中的两大阵营,前者主要是成长于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教学专家,后者主要是成长于心理学领域的学习心理学家。这两派互相论争,又相互影响,共同谱写出美国教育技术学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派”和“学习派”的双峰对峙,是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景观,二者分歧的根源,一方面是技术观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对学习在教育技术学中地位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决定的对教学本质之不同认识。这种不同学派的分歧和争论,有助于多种学术观点和多学科学术视野之间的对话、交流和沟通,促进了相互之间的融合。

对美国教育技术领域和专业的研究和借鉴固然是重要的,但外来的思想和技术被移植到中国教育的土壤,则必须与中国的国情、教情结合。因此,对中国教育技术历史的研究和反思就更加重要。

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经历了的探索过程,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而珍贵的资源。尤其是初步创建和形成了影视教育的中国之。本课题从实践发展、理论研究和个案考察三个方面,挖掘和梳理了这段重要的历史资源,并在反思与比较研究中寻找经验和。

诞生于社会的幻灯、电影和等现代技术,创造了不同于印刷时代的视听文化。这种技术和文化的跨文化,首先是在社会实践层面展开的。影视教育在中国的土壤中萌生,出版商、教育家、高等学校,三者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本课题对这三方面都进行了考察,尤其是较深入地考察了中国当时最有影响的三位教育家蔡元培、陶行知、陈裕光在中国电影教育和电化教育的创生中发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考察了具有合璧优势的金陵大学为何能够成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研究、实验和培训与。

我们认为:在中国早期电化教育三十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与将娱乐和商业作为推动电影发展的两大主要杠杆不同,中国的文化精英与教育专家紧密合作,把电影作为科学考察、国情调查和提高素质、普及文化科学、提高大学教育水平和效益的利器,以此为手段,推动和促进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这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教育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电化教育的中国之。

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电化教育中国之的探索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断层”,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源丢失了、甚至被遗忘和埋没了。因此,对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历史资源的深入挖掘和研究,尤其是对电化教育中国之的总结、反思和继承,不仅是我国教育技术学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而且对探索教育技术实践和理论的中国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课题对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学科知识结构与课程体系的系统构建,提出了“18个圈”,[]直观地表现了教育技术学专业各类知识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这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已经引起本专业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普遍关注。

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学必须有教育理论基础、技术基础、艺术基础这三大基础支撑,而将这三大基础整合起来的,则是基于和资源的学习与课程教学设计、开发、利用、评价、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后者正是教育技术学的基础理论,是本学科培养出的专业人才不可替代之专业技能和专业特色。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二者分别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二者的内在统一则是教育技术观,这是每个教育技术专业人才必须牢固树立的学科指导思想。以上是我们对教育技术学第一层次理论之内在结构的初步构想。

教育技术学的教育基础理论主要包括:基于的学习理论、课程与教学理论、教育理论,将这三大理论整合起来的是系统理论与方,尤其是当代迅速发展的非线性科学及其方;

教育技术学的主要技术基础包括:多技术、数据库技术、通讯技术,将这三大技术基础整合起来的是教育人工智能技术;

教育技术学的主要艺术基础包括:语言文字艺术、数字视觉艺术、数字听觉艺术,将这三大艺术基础整合起来,我们提出了“数字文化艺术”这一新概念。这不仅应该成为教育技术学专业人才所必须具备的艺术和艺术表现能力,而且应该成为信息时代每一位教师都应该具有的艺术素养。

过去在本专业课程体系中,只有《学与教的理论》这门课,主要介绍学习心理学和教学论的思想流派。我们认为,在教育技术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应该将学与教的理论分开,首先需要系统地学好《学习理论》,而且应该把心理学中的学习流派介绍,成教育技术学中的学习理论与学习技术,尤其要将本门课程的重点放在更新学习观念,培养学生在信息技术下的创造性学习能力。而教学理论则应该与教学设计这门核心课程结合起来,因为离开教学理论的指导,教学设计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经过七年多的艰苦努力,我们创建了《学习科学与技术》这门网络课程,出版了2本教材,总结出适合我国当代大学生运用的五项学习技术,初步形成了一整套新型教学模式,先后获得第四届国家级教学优秀一等和首届国家级精品课程。

教育技术学理论与实践的迅速变革发展,势必要求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和方随之创新发展。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本课题分别育技术学历史研究方和理论研究方两方面进行了探索。我们力图寻找一个突破口:在对当代系统科学前沿探索的考察和整体把握中推动教育技术学研究方的创新。我们认为,从世界教育技术学方发展的前沿和趋势来看,在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和方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系统理论与方法,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历史性转变—从线性非线性。完成这一转变,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才有可能与其当前的新舞台—从线性非线性,从机械论、构成论生成整体论。完成这一转变,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才有可能与其当前的新舞台—国际互联网超文本、非线性的动态的复杂结构相适应。本课题介绍了当代系统科学前沿:耗散结构、协同学、分形、浑沌、超循环、复杂网络等非线性科学研究的新,尤其是立足生成整体论的自然观,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从系统论到混沌学,直至复杂网络研究的历史脉络,重新梳理、认识系统科学这一学科群,厘清各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并深入地剖析了超循环理论和复杂网络在当前系统科学研究领域的新突破。从当代科学的规范转换,提出了新的自然观,逻辑起点与方原则,这方面的研究难度很大,也具有原创性,其中两篇论文都发表在《哲学研究》上。

结题报告的题目定为《教育技术学历史与理论新探》。首先是拾遗补阙,其次是反思与重新解读,第三是尝试创新与建构。全书共包括上下两篇,共五章,结构体系如下:

上篇标题为“历史与逻辑”,前两章分别探讨了教育技术的历史与教育技术学的历史;解读了美国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与逻辑;中国教育技术学的历史与逻辑;试图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尤其是中美两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比较中,把握本学科发展之历史必然性、规律性。

下篇标题为“理论与趋势”,第三至五章分别探讨了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教育技术学的前沿进展和主要发展趋势。通过深化对本学科重大理论和方的探究,试图寻求学科建设中的突破,使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更快地世界!

研究历史,决不是以史论史,而是要以史为镜,以史为鉴,这就必须寻找、总结把握历史的必然性、规律性,也就是出历史的逻辑。同任何历史一样,教育技术与教育技术学的历史决不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砌,而是通过各种看似偶然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开辟了一条波浪式、螺旋式发展的历史道。认清了这条道,就可以更加自觉地、而不是盲目地开创更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就可以避免历史的曲折,少犯历史的错误,减少各种历史的遗憾,更好地承担起历史赋予本专业的和责任!这不仅是每个学科带头人必须具有的历史感,而且是本领域每一个学者、研究者、开发者都应该具有的历史责任感!

现代教育技术是伴随着二十世纪初迅速发展起来的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最初的动力来自用技术教学,提高教学效率的理想追求与内在需求,和制造商投资、开发、宣传的外在刺激;而军队和各部门对人才培训的需求,国家重大项目的启动和投资的导向,则成为教育技术发展的重大机遇;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尤其是当代多与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是本领域发展持续不断的强大动力;而经验总结、理论研究的开展和对实践的指导,则成为本领域健康发展的重要,本领域发展最终的立足点和最主要的内在动力,则在于能否满足学校教育的需求,能否真正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和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发展。

美国教育技术学之所以能够始终领导世界潮流,其牢固的学科基础是引人注目的:首先是追踪日新月异的技术,推动着教学手段和教育的更新换代;其次是不断创新的学习科学理论基石(从斯金纳到加涅,心理学背景的大师级人物在美国教育技术学发展的舞台中先后充当了“第一提琴手”);第三是借助前两者在教学设计和各种技能培训中脱颖而出,甚至独占鳌头;第四是与大众学相随相伴,逐渐打破了学校教育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之间的壁垒;第五是以系统科学作为方统整各方,使教育技术学在多学科交叉的复杂系统中不断选择和逐渐确立自身的研究领域、对象和专业性质、特点。

在美国教育技术领域与学科的发展中,专业学会和高等院校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高等院校成为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的,成为人才培养和学派成长的;而每年召开的专业学会则成为各种思想碰撞交流的舞台,尤其是专业学会选择重大理论问题和学科发展的重题,组织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定义与术语委员会)开展专题研究,对取得突破性进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观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与学科的发展,有两方面是需要特别研究和注意的。一方面是必须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复杂之内外关系,内部关系主要包括:与教学的关系,学习与教学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领域与学科的关系,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等;外部关系则主要包括同的关系,市场的关系(商业利益),与相邻学科的关系,与其它领域和部门的关系等。另一方面是必须重视和加强学科基础理论建设,充分发挥本学科对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为推动我国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本课题以一种的态度来重新审视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理论研究的突破口与生长点等学科建设的重大课题。

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对于教育技术学(电化教育学)来说,是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难题。讨论一门学科的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首先必须反思这门学科的成熟程度。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学是一个成熟的领域、尚不成熟的学科。

课题组考察了国外在教育技术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的三类不同研究思:①课题内容说②定义界定说③任务描述说;考察了国内有关教育技术学研究对象的5种主要观点:①过程与资源说②现象及其规律说③教育中的技术说④教育和方法应用说⑤教育技术问题说。

我们赞成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确立为教育技术问题。教育技术问题是教育问题与技术问题的交集。教育技术问题主要包括三类问题:即教育领域中的技术问题、与技术密切相关的教育问题、以及技术与教育的关系问题。

在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上,当前迫切需要认清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与联系,将我国教育技术学从移植过来的理论+技术开发和应用手册,逐步提升为对教育技术本质、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这样才能承担起带动整个教育学科群步入信息时代的重大学科和不可替代的学科地位。

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上,我们既不赞成起点论,也不赞成学习起点论,提出以“借助的学习”作为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以信息时代“高绩效的学习”作为逻辑归宿。

教育技术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相关学科的研究和研究方法的引进,不断开拓着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思和舞台,逐步形成了当代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包括教育教学理论、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统科学及其方;不断更新的技术同不断创新的学习科学相结合,使学习理论从本学科的理论基础逐渐上升到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系统化教学设计和课程、教学开发,则成为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主战场,这正是当前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

当前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生长点很多。本课题没有局限于当前的热点问题,而是力图开创一种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

技术是“双刃剑”,而教育则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本课题通过对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吉尔德(GeorgeGilder)、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和马克.韦瑟(Mark.Weiser)这4位网络文化研究领域大师级人物的述评,力图寻找和把握更加人性化的教育技术发展方向。

教育技术实践与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和源泉,就是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当前,应该特别关注第二代互联网技术在我国高校的试验,关注和追踪网格技术、远程视频通讯技术、智能化数据库技术等新技术整合、应用到互联网中,对互联网整体功能的提升,以及由此开拓的教育应用新、新层次、新天地,并在各种新的视野中,开拓网络化学习、课程、教学、科研、管理、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新局面。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决不是孤立的技术问题,而必须同教育系统的主要环节和要素真正融为一体,才能发挥作用。教育技术学的前沿和生长点,正潜藏于这种融合之中。

教育与文化是两个密不可分的范畴。文化不仅是文化的推广,而且是文化的创新与再造,这一特点和规律决定了创新推广理论成为当代学发展前沿的重大课题,同时也成为教育技术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教育与文化不仅要考虑质量,而且要考虑效益,即投入和产出之比。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教育与文化活动的投入越来越高,如何避免教育技术投资中不必要的浪费?如何使有限的教育投资获取最大的教育发展效益?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当代教育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由此决定了最初在企业和企业培训中诞生的绩效技术成为当代教育技术乃至整个教育发展理论与实践前沿的重大课题。

抓住创新推广理论与绩效技术这两个生长点,不仅能在深度和广度上拓展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研究视野,而且有助于创建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宏观教育决策、管理理论。我们认为,与信息技术相适应的我国新一代教育管理之原则与特色可以概括为:性、选择性、自主性、协同性、服务性、非线性,网络化、个性化、终身化、数据库化、智能化、远程化、扁平化。

在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前沿探索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富挑战性的,显然是知识工程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本课题通过对国内外知识工程研究现状与趋势的系统考察,研究和规划了知识工程的教育应用,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次设计了教育技术视野下知识工程的整体战略。

用教育哲学的眼光纵观和总揽一下教育研究方法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不难看出,当前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教育研究方法,从总体上看,并没有超出最初的两种传统,即思辨哲学方法的传统与科学方法的传统。教育研究方法的两种传统,各自都在努力追求并实现着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向,在这一过程中,两者通过竞争与对话,相互之间互补、融通与综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将系统科学,特别是超循环,分形与混沌理论和复杂网络研究等当代科学领域的新突破应用到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则是当前世界教育技术学方发展的前沿和大趋势。

我们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只是刚起步,提出的观点仅仅是一家之言,有待于实践检验,更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指教。但我们会坚定不移地将这项研究深入下去,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这种艰苦的探索是学者的,更是中国教育世界、未来的必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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